近日，一篇文章《微信語音回復“收到”，微信達成的房屋租賃協議有法律效力嗎？》，引起關注。

事件回顧：

市民劉某經營一家高檔禮品店，租用了濟南某酒店一樓大廳作為經營場所，一年租金５萬元。但雙方并未簽訂紙質租賃協議，而是通過微信達成的協議。

不久，劉某以“雙方未簽訂書面租賃協議，給其經營造成極大風險”為由，想要提前解約，并要求酒店退還租金。近日，濟南中院對該案作出終審判決，認為雙方通過微信達成的租賃協議有效，劉某單方面提前解約于法無據，不予支持。

據了解，去年５月，劉某租賃濟南某酒店的一樓大廳內商鋪，用于經營高檔工藝禮品。５月２４日，酒店的法定代表人王某通過微信向劉某發送了房屋租賃協議，劉某當天未予回應。

次日，王某又向劉某發送了該房屋租賃協議，對方隨即向王某發送微信語音消息稱：“王總王總，我看到了，好，謝謝你，你說定金多少，等一會兒我打給你。”事后，劉某通過微信向王某轉賬支付了５千元租賃押金。

同年６月份，酒店向劉某出具了５千元押金收據。當月中旬，劉某代酒店向供電公司繳納了５萬元電費，雙方約定以此電費抵５萬元租金，酒店出具了相關收據。７月19日，酒店將５千元押金通過銀行轉賬退還劉某。

“我交了房租，可（酒店）不跟我簽訂書面租賃協議，給我的經營造成極大風險。”劉某思來想去覺得不安，跟酒店協商要提前解約，并索要租金，雙方協商未果。同年７月31日，劉某委托律師向酒店發出律師函，要求解除與酒店的租賃關系。

一審法院審理認為，雙方雖未通過手寫簽字的方式簽訂紙質房屋租賃協議，但劉某在2017年５月25收到王某通過微信向其發送的房屋租賃協議后，口頭表示對該協議的認可，并以向酒店支付５千元押金和５萬元租金的行為實際履行了合同義務，因此，王某向劉某通過微信發送的房屋租賃協議有效。

根據雙方達成的有效房屋租賃協議條款，如果乙方提前解除本協議，則甲方可以不退還乙方剩余房租。現劉某單方要求提前解除與酒店的租賃協議，按協議約定酒店可以不退還劉某剩余房租，因此，劉某主張酒店返還５萬元租金及利息的訴請，于法無據，不予支持。案件宣判后，劉某不服，向濟南中院提起上訴被依法駁回。

在科技日新月異的今天，我們往往離不開網站、社交媒體、視頻監控等電子證據，這些證據算獨立證據嗎？實踐中如何運用？

民事訴訟中電子證據的運用：

今年6月28日，杭州互聯網法院在國內首次對采用區塊鏈技術存證的電子數據的法律效力予以確認，引發社會廣泛關注。2017年12月，《美國聯邦證據規則》專門針對電子證據進行修改，引入了第三方電子證據的規定，將經過“合格的人的認證”的電子證據的效力和政府的公文、新聞報道的證據效力列為同一個層次，稱之為可以“自我證實的證據”，即就真實性而言，這類證據不需要其他外在證據佐證，但是關聯性、證明力仍需結合在案其他證據予以認定。

關于民事訴訟中如何運用電子證據特別是第三方電子存證，以下幾點值得關注和思考。

一、證據基本認證規則沒有根本變化

電子證據相對于傳統證據，其證據的基本認證規則沒有根本的變化，而只是證據的形式和載體發生了變化。證據最基本的類型還是書證、物證和證言。

在實踐中，電子證據雖然在很多情況下被視為一種獨立的證據類型，但這在邏輯基礎上并不充足。電子證據作為一種獨立證據類型必要性并不大，它仍然可被歸入書證或物證的范疇，因為它仍是以其內容或電子痕跡來證明事實。基于此，對于電子證據不會出現特殊的證據規則。

二、證據形式和社會平均技術水平密切關聯

證據的形式和整個社會平均的技術運用水平有密切聯系。證據是在日常生活中產生的，糾紛發生后要還原事情發生時的情況，就需要證據。

電子證據可通過技術手段還原出糾紛發生時的具體情況，有時候比一般的書證、物證或證人更可靠。比如在沒有視頻監控的時候，需要證人證言，現在視頻監控比較容易獲得，直接使用電子證據更直觀、可靠，視頻監控技術就降低了證人證言的作用。

從技術角度看，電子證據第三方存證機構所使用的取證、存證技術是否足夠穩定可靠，是否達到了一種從常識角度看就可以對真實性做出判斷的程度，影響到司法機關對電子證據的采信。比如筆跡鑒定，中國的筆跡鑒定技術在國際上比較先進，在案件中鑒定機構作出的筆跡鑒定，法院相對敢于采信。

電子證據本身也不是新問題，第三方存儲也是由于技術進步、信息可以存在云服務器上才涌現的商業模式。在上世紀六十年代計算機剛開始普及的時候，歐美諸國也擔心電子證據的可靠性問題，出臺了許多關于電子證據的法規，事實證明這是多余的，有些問題隨著技術進步自然就消失了。

電子證據只是證據形式問題，沒有動搖證據制度體系的根本，等整個社會的技術應用水平達到一定的高度，自然會適應電子證據，因為此時社會的常識基礎已經比較高，而常識不需要證明。

三、第三方存證關鍵是解決舉證成本和社會信任問題

電子證據的第三方存證，歸根結底要解決舉證成本問題。舉證成本是民事訴訟制度要考慮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有很多案件可能由于舉證成本高，原告就放棄了訴請，這會間接導致侵權行為有恃無恐。侵權行為多了，則不利于經濟秩序和產權保護。

現在，技術進步已經到了一定程度，比如可信時間戳、哈希值校驗，技術上看比較成熟穩定，那么允許這類技術進入合法證據領域，以利于降低當事人舉證成本，這其實是降低了社會成本，有利于社會，無可厚非、水到渠成。因此對于電子證據及第三方存證，司法機關應當本著發展和包容的眼光進行認證。

從目前實踐看，對可信時間戳、區塊鏈、哈希值校驗等電子證據技術的社會認知度還沒有到非常高的地步。司法實踐中對第三方存證也意見不一，既有采納的，也有簡單否定的，相應法律規則遠未建立。法官在實踐運用中，與有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的證明力較強的公證相比，對第三方電子存證機構存證的證明力還是會產生一定的懷疑。

總的來說，第三方存證機構可以通過技術的進步、商業模式的改善，使得其自身更加完善和更易于理解，從而提高其電子證據的可信度和可采性。

四、通過程序對抗審核電子證據真實性

電子證據第三方存證作為一種證據形式，本身并沒有根本性的法律障礙，但其本身并不意味著客觀真實。審核電子證據的真實性，在審判實踐中一是要充分挖掘當事人的舉證能力，通過雙方的證據對抗來考驗證據效力；二是要走市場路線，倒逼從事第三方存證業務的企業通過技術創新、商業模式創新，開發出穩定、可靠的存證業務產品。

可以說，電子證據在訴訟中的廣泛采信，將是一個不可回避的趨勢。當前知識產權審判實踐中，可信時間戳技術已經得到當事人較為廣泛的運用和法院的認可，特別是網絡著作權案件，當然在其他民商事案件中可信時間戳的使用也很普遍。其實，電子證據第三方存證不單知識產權案件可以用，民事案件、刑事案件也可以廣泛運用；不僅訴訟中可以運用，行政監管中也在推廣使用，比如網絡借貸行業的電子合同第三方事先存證，用于將來可能出現的訴訟糾紛。

當前市場上已經出現了諸多第三方電子證據存證公司，開發出多種存證商業模式，可以預見未來將有數量極大的電子證據涌入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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